更新时间：2024-10-20 13:55
刘绍棠学生时期就对文学有浓厚兴趣，大量地阅读课外书。10岁时第一次写作文，创作了一部写满五册作文本的长篇《西海子游记》，在全校引起轰动。1949年10月，他在《北京青年报》上发表了处女作微型小说《邰宝林变了》，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。1950年一年内，他又写出了20多篇小说，在多家刊物上刊登后，引起文坛关注。
1951年2月，刘绍棠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被借调到河北省文联，在《河北文艺》编辑部当见习编辑。
1951年9月，被作协保送到通州潞河中学读高中。9月16日，刘绍棠的《完秋》在孙犁主编的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上发表，受孙犁赏识，后来他的作品经常在该周刊上不经修改就直接发表，并成为孙犁的“得意门生”。在高中期间陆续发表的《红花》《青枝绿叶》《大青骡子》等作品，赢得了全国性声誉。其中，因1952年发表的小说《红花》在全国青年中反响强烈，团中央开始对他进行重点培养。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鼓励他到东北农村去采访，采访的两个多月内，他开始构思小说《青枝绿叶》，把在东北得到的创作素材挪到自己的村子里，换上他所熟悉的人物原型。正是从那时起，他开始走上写家乡、写乡亲的乡土文学之路。1952年，小说《青枝绿叶》发表，后又被叶圣陶编入高二的语文课本。
1954年，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，期间他研读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，并把肖洛霍夫树为自己的榜样，写出了后来被称为“新中国田园牧歌”式的作品。在北大学习不久，因发现中文系的许多课程设置对他的小说写作帮助不大，一年后正式从北大退学。之后，他专心写作并于1955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运河的桨声》。
1955年，被共青团中央保送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第三期学习，后因故停办，未入学。1956年3月，出席全国青年创作会议，同时，由康濯和秦兆阳介绍，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成为当年作协中最年轻的会员。在作协，他得到了沙汀、严文井等作家的写作指导与帮助。同年4月，经团中央批准专业创作。
1956年—1957年，刘绍棠因发表论文《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》、《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》以及小说《田野落霞》《西苑草》等，于1958年3月被错判为“右派分子”。反右开始后，他遭到一系列的批判，又被剥夺写作权力，无法重新发表作品，被迫“下乡劳改”。在“劳改”的20年期间，他仍坚持写作。直至1961年11月，刘绍棠才被摘掉了“右派”帽子，在发表了一篇小说《县报记者》后不久，再次被剥夺发表和出版作品的权利，回到故乡儒林村。后来，他在乡亲们的保护下，躲过“文革”十年动乱，心怀感恩，收集材料完成了以家乡人民为原型的《地火》《春草》《狼烟》三篇长篇乡土小说的初稿。
1979年，打倒“四人帮”三年后，刘绍棠终于得到彻底平反，重返文坛，回到北京。共青团中央恢复了刘绍棠之前的名誉及写作的各项权利，并对其作品表示肯定。这一年起，他先后担任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常务理事、《北京文学》编委、中国作协理事、《中国乡土小说》丛刊主编。
1980年6月发表的《蒲柳人家》再次引起广泛反响，成为刘绍棠创作期的一个转折点，也是其创作成熟的标志。之后，他先后创作的《渔火》《京门脸子》《瓜棚柳巷》等20余部作品，接连获奖，受到读者的欢迎，这些被誉为乡土文学的作品格调清新优美，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。1985年，又受丁玲邀请担任文学杂志《中国文学》（1985年12月更名《中国》）副主编。
1988年8月初，刘绍棠由于长年伏案写作，积劳成疾，突发脑血栓住进了宣武医院，虽经抢救治疗，仍造成左体偏瘫，所幸大脑和写字的右手并未受损。大病之后，“为创立乡土文学体系”他又开始顽强地写作。
1996年12月19日，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，并于1997年1月起正式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表格中除特别注明参考资料外，均整理自《我是刘绍棠》一书。
刘绍棠的散文《老师领进门》（又名《师恩难忘》）选入人教版六年级下册语文书、苏教版五年级上册语文书和北师大版小学语文四年级上册“师生”单元第1篇课文。小说《青枝绿叶》选入1952年2月人教版高中《语文》（第三册）；散文《榆钱饭》选入西师大版六年级《语文》下册（2005年版）、人教版初中《语文》（1992年10月第一版）。《本命年的回想》选入苏教版（2009年版）七年级上册语文书。
他的部分小说被外国翻译出版: 50年代的短篇小说《红花》《摆渡口》《青枝绿叶》, 被翻译成俄、英、阿尔巴尼亚文出版；80年代的短篇小说《蛾眉》《青藤巷插曲》，中篇小说《蒲柳人家》《瓜棚柳巷》《小荷才露尖尖角》《烟村四五家》, 被译成英、法、俄、德、日、西班牙、泰文及孟加拉文出版；中篇小说《蒲柳人家》出了英、法、德三种文字的单行本。
1981年，短篇小说《蛾眉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《蒲柳人家》获《文艺报》中篇小说二等奖。《渔火》获《北京日报》优秀作品奖。《蒲柳人家》获《十月》文学奖。同年5月，《蒲柳人家》（发表于《十月》1980年第3期）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（1977-1980）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二等奖。
1982年，《二度梅》获《芙蓉》文学奖；《布鞋与乡土文学》获《北京日报》优秀作品奖。
1983年，《荇水荷风》获文学丛刊《长江》优秀中篇小说奖；《蒲剑》获《昆仑》优秀作品奖。
1985年，《君子兰和她的女儿》获第二届“东方文学奖”。
1987年，《暮春》获“小天使”铜像奖最佳作品奖；《老侠金钟罩》获第一届传奇文学奖。
1989年，《这几个酸儿辣女》获《小说林》优秀作品奖；《京门脸子》《敬柳亭说书》获北京市庆祝建国40周年长篇小说奖。《水边人的哀乐故事》获文学双月刊《十月》优秀作品奖。
1990年，《续弦》获《人生与伴侣》创刊五周年荣誉奖；《鱼菱村女子》获《解放日报》“霞飞杯”优秀奖。
1990年5月12日，首届“中国大众文学奖”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。获奖的有颜廷瑞的《庄妃》，星显的《钱庄风云》，冯育楠的《津门大侠霍元甲》，刘绍棠的《敬柳亭说书》，缪晓阳、张晖的《龙云出山》五部长篇小说。
1994年，《黄花闺女池塘》获《人民文学》20世纪90年代优秀小说奖。
1982年当选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。
1987年，被载入英国剑桥《世界作家名人录》，再次被载入英国剑桥《世界名人录》。
1988年，被载入《中国共产党名人录》。
1991年7月，国务院授予他“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专家”称号，终身享受国家特殊补贴。
1952年放暑假时，刘绍棠回到家乡。那时村里搞了互助组，引起他的兴趣，产生了创作冲动，但又不知从何入手。夏天晚上很热，他就在村外找个风凉空地，躺下睡，可是怎么也睡不着，他浮想联翩，苦苦思索小说的开头。这时，河边的树林里布谷鸟叫着“光棍好苦，光棍好苦”，那声音清脆悠远，动人心弦，更使他夜不能寐。突然，布谷鸟的叫声给了他灵感，“从这里开头不是很有意境吗？”于是，小说的开头就写男女主人公在布谷鸟叫声中相识于河边。
据此写成的《青枝绿叶》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以整版篇幅发表，后来被编进了高中课本。刘绍棠又以《青枝绿叶》为名出版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，并因此一举成名。那年，他只有16岁。
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，家家都搭了防震棚，夜间每户还须有一个人值班。刘绍棠值班时也不忘写作，室内孤灯一盏。当发出地震报警时，他还沉浸在写作之中，人们招呼他才醒悟过来，持笔挟书从房门跑出来。那时，他正在赶写第二部长篇《狼烟》。
刘绍棠于1988年因中风左瘫，左手、左腿完全残废，眼睛也成边盲。1995年12月，他已年近60，在《凌云一羽》一文中，戏称自己是老弱病残俱全、尚能使用的“半导体”作家。但他仍以“记得了自己的年龄，要赶快做”为警钟，继续以劝善（教育作用）为天职。
刘绍棠在南开大学作报告时曾说：“每个阶级的作家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即使是真实的东西，也是有所写，有所不写的，无产阶级的文学更是如此。”
有个女学生听后，写了一张条子：“刘老师，您说作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，我不能苟同。请问：既然是真实的，就是存在的；存在着的，就应该给予表现，就可以写。”
刘绍棠读后，微笑着对这位写条子的女同学说：“我想看看你的学生证，上面是不是贴着脸上长疮的照片？”
女同学迷惑不解地问：“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多么难看呀，我怎么会去拍这样的照片呢？”
“漂亮的小姐啊，你不在长疮时去拍照片，这说明你对自己是看本质的，你知道长疮时不漂亮是暂时的，它不是你的最真实的面目，所以你不想在长疮的时候照相，更不会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，你说对吗？”
那位漂亮的女学生脸红了：“是的，刘老师。”
刘绍棠继续说：“共产党的某些缺点是需要批评的。但有些事情是有其特殊原因的，是涉及到许多方面问题的，应由党内采取措施去改正。可你非要把它揭露出来，这岂不是要共产党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共产党的工作正上吗？为什么你对自己是那样的公正，而对别的事物就不公正了呢？”
上高中时刘绍棠就与同学曾彩美一见钟情，很快发展为恋人关系。从北京大学退学后，在家人的催促下，1955年8月刘绍棠与曾彩美结婚。因家里拥挤，单位申请住房未果，为了解决燃眉之需，在朋友们的介绍下，1957年夏天，刘绍棠在西城买了光明胡同45号房。
刘绍棠买下房后并没有在这里“享乐”多久，半年后他就四处劳改，在这里居住的是他的父母、妻儿。直到1979年他平反后才重回光明胡同。
胡耀邦与刘绍棠是亲密的朋友。
1951年，绍棠的小说《红花》受《中国青年报》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柳青、总编陈绪宗重视，破格以整版篇幅一次刊发，并大力推荐。刘绍棠由此引起当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的关注，两人开始有所联系。
1956年春天，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，刘绍棠的一些不当发言引起争议，胡耀邦拒绝了团中央的处分要求，并亲自找刘绍棠谈话。1957年春天，刘绍棠发表的文章遭到了郭沫若、茅盾、周扬等文艺界领导的严厉批判。“反右”斗争开始后，刘绍棠被划为“右派”。胡耀邦又找来刘绍棠，对他的行为予以了教正。1978年，胡耀邦主管全国的平反工作，胡耀邦对刘绍棠指出“你哪里是什么右派，就是骄傲”，并督促其改进。
1962年春天，刘绍棠被正式宣布摘掉“右派”帽子，胡耀邦又积极联系工作单位，给予刘绍棠就业帮助。
1992年5月，北京市通州区建立刘绍棠文库，立了“人民作家、光耀乡土”纪念碑，表彰他为祖国文学事业做出的特殊贡献。刘绍棠文库收藏了他的著作、手稿、书信、剪报、藏书、证章、证书、照片、实物等全部文学资料约1600余卷（件）。
2007年3月12日是刘绍棠逝世十周年纪念日，北京通县当地乡政府在刘绍棠墓地举办纪念仪式，召开追思会。其墓地在通州区儒林村南的大运河畔。
中国艺术研究院中、外文学研究员郑恩波从小喜欢刘绍棠的作品，为了写出刘绍棠的传记，他集中阅读了刘绍棠的全部作品、查阅了通县“刘绍棠文库存”近万封书信和全部剪报资料、作了20多万字的摘录、遍访刘绍棠的乡友故知、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，相继创作、出版了《大运河之子刘绍棠》《刘绍棠传》《刘绍棠全传》及《刘绍棠纪念文集》。以下是图书信息：
（部分纪念刘绍棠的书籍封面可参见本词条底部的扩展图册：《纪念刘绍棠的书籍》。）